帝国时代2葡萄牙_帝国时代2葡萄牙战役攻略

人民币，要挑战美元的霸权了？

事情是这样的，9月5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久科夫称，本月开始，往返中俄的飞机加油费，将用卢布和人民币结算，不再继续使用美元。

并且，久科夫还表示到2021年底，基本就能将中国所有航空燃油的支付都转换成人民币。

这个决策的背后，是俄一直以来试图摆脱美元依赖的情结。只不过在美元霸权下，这个过程异常的艰难和缓慢。

直到2015年，90%的中俄贸易结算依然是美元，人民币和欧元、卢布占比，基本都可以忽略。但也就是在这一年，事情开始发生了变化。

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会举行了5年一次的货币特别提款权权重检查。结果显示，中国的权重高于日元和英镑，位列第三。

2016年，人民币成为继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之后，第五个国际储备货币。从此，中俄贸易结算中，美元的比例快速下滑。

2020年第一季度，中俄之间的美元结算的比例已经从5年前的90%跌至46%，人民币结算的比例已经从“忽略不计”提升至17%。

不要小看这17%。在国际交易中，国际储备货币权重每提升1%，都是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的体现。

而中国经济规模增长也确实迅猛，2020年，中国以24.2万亿美元，取代美国20.8万亿美元，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显示，2013-2018五年间，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占到28%，是美国的2倍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最新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1》也显示，人民币超越英镑和日元，成为世界第三大国际货币。

然而，人民币的崛起，触动了其它4大老牌国际货币、尤其是“老大”美元的利益。因此，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前美国财政部长Jack Lew直言：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还差得远！

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认为“只有处于主导地位的大国才有能力稳定全球经济体系。”

也就是说，只有在世界贸易格局中拥有支配地位的国家才能对国际货币进行改变。

那么人民币如何才能提升到和欧元、英镑同等地位，甚至在未来有望去跟美元分庭抗礼呢？

01

最早成为国际货币的是英镑。

英镑的成名之路，离不开三个关键词：泥腿子、海盗，工业革命。

进入15世纪，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觉得国内市场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于是坐着远洋船只，向世界各地开辟新的贸易市场，大航海时代正式拉开帷幕。

此时的英国，只是一个被海洋环绕的闭塞岛国，被欧洲邻国亲切的称呼为“泥腿子”。由于穷，他们没有能够跟上其他强国的步伐，在起步阶段掉了队。

但是，邻居西班牙人每次出门，都会成吨成吨的往家里带黄金和白银，这引起了英国人的嫉妒。

但当时的英国并不强，没办法像西班牙那样直接去产地运货，于是他们想到了一个抄近道的好办法：直接抢西班牙人。

由于效果出奇的好，英国甚至以国家名义扶持海盗。于是，“皇家海盗”诞生了。

在黑吃黑的过程中，英国开始逐渐壮大起来。

先后打败了老牌海上霸主西班牙、葡萄牙，又打败了称霸海洋一个世纪之久的海上马车夫荷兰，封闭了法国人的海港，最终掌控了世界主要航运节点。

18世纪中期，蒸汽机在英国流行起来，由此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业革命。机械大规模的替代人工，生产效率得到极大的提升。

生产的商品一下子变多了，然而国内的市场并没有随之增长。于是，在蒸汽机的推动下，英国开着军舰拎着枪，四处抢占殖民地。

在我的地盘里，当然就得用我的货币交易。不用？揍你。

同时，随着英国殖民地的不断扩张，英镑的使用范围也随之扩张。

慢慢的人们发现，身边的人都在英镑进行交易，想买的东西只能用英镑才能买到。无论你愿意与否，都不得不加入到英镑的阵营中。

于是毫无悬念的，英国成为全世界经济中心。

促使英国开启大航海时代的直接原因是黄金，英镑的锚定物也选择了黄金。

长达几百年的时间，英镑保持了相对稳定的黄金汇率。“存英镑，等同于存黄金”，成为当时的共识。

于是，国际贸易商都跑来伦敦开设户头，全世界的黄金都在伦敦交易。

做生意，就离不开借款、融资和汇兑等业务，就得用英镑。

不用？我的银行照样能“揍”你。

为了进一步巩固英镑的地位，英国金融机构在殖民地设立分支机构，而殖民地的银行则在伦敦开设办事处。

19世纪后期，储备外汇已经成了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而英镑就是首选的储备外汇。

不仅如此，英国还通过短期国债和长期国债，为投资者提供了流动性资产。这样一来，英格兰银行就有了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

一通操作下来，英格兰银行能够通过买卖国债将外汇利率稳定在一个合适的水平上。

而英国的国债也成为了可供外国政府和中央银行选择的资产，进一步的将各国的经济，和英镑牢牢地绑定在一起。

例如在20世纪初，英日订立同盟协议后，日本银行便在英国发行了以英镑计价的日本国债。

在日不落帝国的巅峰期19世纪，英国占据了20%的世界收入，控制全球出口40%以上，而英镑，成为了货币之王。

当时的1英镑，大约可以兑换近10美元。

然而，世事难料。德国以一己之力，将欧洲各国两次拖入世界大战的泥沼中。

尤其是二战之后，欧洲各国都遭受了极其惨痛的重创，以至于包括曾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在内的欧洲国家，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和美国签署“租借法案”。

在“租借法案”实施了四年、向欧洲盟友运送了价值500多亿美元的货物和劳务后，美国一跃成为贸易顺差大国，黄金储备从1938年的145.1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200.8亿美元，占到了世界黄金储备的59%。

此消彼长。两次世界大战，再加上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国际货币金融关系已经陷入极度混乱和动荡的状态。

而英镑的国际地位更是下滑得停不下来。牛津大学经济学副教授瑞·佩德罗·埃斯特维斯评价说：“过去一个世纪英镑兑美元基本上一直在大踏步地、一往无前地走下坡路。”

此时的日不落帝国，就好像是被废了武功的武林霸主，第一次体会到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受，英镑再也无法支撑起国际货币的王冠。

功力大减的英国，尽管内心万般不乐意，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美国替代了英国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美元替代英镑成为新的国际货币，并建立了比英镑更加牢不可破的美元霸权体系。

但是，美元霸权的建立过程，却比英镑要曲折很多。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算不上“美元”，只是“美国券”。

那么美元是如何实现咸鱼翻身的呢？

02

趁你病，要你命。

1913年以前，美国连中央银行都没有。

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和金融寡头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作为“事实上的美国央行”，华尔街的约翰·摩根银行是整个美国的金融霸主，就连美国政府缺钱都得找摩根的银行去借。

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让美元实现了第一次跃迁。

在此之前，在英镑霸权的威慑之下，美元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事务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战争阻止了资金进入伦敦市场。英国作为参战国，不得不限制伦敦对外提供贷款，黄金交易也被迫中断。

于是，国际贸易只好调转船头，驶向美国。

美国银行顺势开始提供信用贸易融资等金融业务，并通过美元，向那些身处战争中的国家，出售武器和战争物资。

仅仅在一战期间，美国就从一个净债务国，变成了一个净债权国。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对美国的战争债务达到了50亿美元。

此时的美国虽然又是世界GDP第一强国、又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牢牢占据老大的位置，但美元一直没有办法成为国际货币。

战争期间，黄金被参战国集中用于购买军火，并停止自由输出和银行券兑现，最终导致金本位制的崩溃。

1931年，英国彻底退出金本位制，英镑从此在贬值的路上发足狂奔。其他国家如梦初醒，纷纷对英国实行报复性的关税壁垒和货币贬值。

而在大洋彼岸才确立金本位不久的美元，却始终维持了金本位，并保持美元和黄金的平价不变。

尽管美元坚挺起来了，然而此时的世界，还没有完全脱离英镑霸权的威势。

更让美国雪上加霜的，是被称为“大萧条”的经济危机。

大萧条期间，美国出口下降至1929年的47%，大批美国银行破产，其他国家对美元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眼瞅着就要彻底崩塌。

此时，来了一个雪中送炭的人：德国。

美国这辈子最感谢的人，恐怕就是德国人了。他们不仅为美国“输送”了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等人才，更是间接成就了美元霸权。

1944年，欧洲战场硝烟弥漫。协约国和同盟国殊死相拼，战区百姓流离失所，艰难度日。这使远在战场之外的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郡，显得格外的安宁。

7月1日，45个国家的730多位全世界最顶级的经济学家，齐聚布雷顿森林郡华盛顿山度假宾馆。

这群经济学家在接下来的18天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甚至每天最多只睡5个小时。

最终，布雷顿森林体系横空出世，各个国家达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新体系的共识。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作用，很有点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味道。

为了让英镑早点退位，美国开始大力推行去殖民地化。

英镑霸权的基础，是建立在遍布全球的殖民地之上的。

在日不落帝国时代，谁不用英镑，英国就可以揍谁。在二战后期，英国自己都被揍的爬不起来，根本没有能力去管束自己的殖民地。

作为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英国女王曾将印度比喻为“大英帝国皇冠上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丘吉尔甚至认为，失去了印度的英国将“永远不能再称为一个强国”。

最终在美国的“帮助”下，印度成功独立。

二战后，英国的殖民体系开始土崩瓦解，将英国恢复日不落帝国荣光的念想彻底击碎，也标志着英镑霸权时代的彻底终结。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元就此顺利的抢占了英镑的空位。

作为曾经辉煌过的老牌强国，欧洲国家也不想看到美国这个年轻的后生一上来就成为社团老大。正如现在美国不愿意看到人民币的崛起，是一个心态。

法国戴高乐将军就批评“美元霸权”把全世界变成了美国的仓库，事实也正如他所言。

美国可以说是一个被战争滋养起来的国家。

1950年后，失去战争订单的美国经济开始出现疲软。而为了应对朝鲜战争、美苏冷战，美国向欧洲六国借款200亿美元。

恐慌的市场，掀起了一股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热潮，史称“美元危机”。

1968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只有100亿美元，已经无力兑现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的黄金承诺。

1971年，美国官方短期负债达到250亿美元。

至此，美元与黄金完全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失败，离美元霸权只有一步之遥，却也马上要一脚踩空。

不过，美元很快就找回了方向感——黄金不行，就换个锚定物。

1971年7月，第七次美元危机爆发，尼克松政府当即下令，停止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

在此之前，尼克松给新上任的美国财政部部长William Simon下达了一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死命令。

这个死命令的结果就是，中东的沙特获得美国的军火、设备、资金支持，成为中东的军事大国，而沙特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最大产油国，同意用美元结算石油。

说实在的，这个死命令肯定能实现。沙特如果不同意，美国可以扶持以色列、伊朗等沙特敌对国。美国做得出来。

最终，石油也取代了黄金，成为了美元的锚定物。

至此，才真正意义上的开启了“美元霸权”时代。而这距离英镑退位，又过了几十年。

然而近年来，却不停的有唱衰美元的声音出现。美元的霸主地位，也似乎出现了一丝丝的裂缝。

最显著的表现，是美国跟沙特之间，开始闹别扭了。

起因是，奥巴马不顾沙特的反对，解除了仇人伊朗的经济封锁，这一手让沙特心里老大不痛快。

没想到，美国紧接着在2016年出其不意的公布了沙特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量。

最初沙特之所以同意签订协议，其中关键一条就是美国口头承诺了要对沙特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量“严格保密”。

如果这两刀捅下去，沙特还能勉强原谅美国的“背叛”的话，那么美国从中东撤军，尤其把先进的“萨德”反导系统也带走，就真的让沙特坐不住了。

于是，前脚美国刚从阿富汗撤军，后脚沙特就和俄罗斯签订了军事合同。

美国的石油本位体系，有点后院冒烟的意思。

除了内部的松动，美元霸权又将面临一个外部的推手：人民币的崛起。

03

美国是先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最大贸易国后，美元才成为国际货币。这一点，和中国当前的状态也有点相似。

如今，中国GDP全球占比超过美国，全球第一，是日本的4倍多，是英国的近9倍。

如果按照ICP中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甚至在2017年中国就超过了美国。

中国在全球的货物贸易占比也接近15%，名副其实的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而且。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顺差国家，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

然而，中国在国际支付市场的占比从来都没超过3%，在2%附近徘徊了多年时间。

这跟美元取代英镑之前的处境也很像。

不同的是，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凡是与我国经贸关系发展顺利、经贸合作增长较快的国家，其经济发展也往往较为活跃。

仅仅在21世纪刚刚开始的10年间，我国同周边国家贸易额由0.1万亿美元增至1.3万亿美元，为带动邻国经济增长起到了带头作用。

尤其是今年疫情，全球工业停摆，只有中国依旧能够开足马力生产所需物资。

以至于南非媒体发出感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的帮助。疫情期间，美国自己装备都不够，而只有中国不仅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甚至还可以孜孜不倦的向别国提供产品。

在这种状况下，使用人民币来进行结算，对中国、对他国，显然都更加划算。

别国可以直接使用人民币，购买中国生产的商品，无需进行二次兑换，也避免了因汇率问题产生的损失。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涉及60多个国家，都认可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

如此大规模、频繁的跨境交易，离岸人民币清算就很不方便。

于是在2015年，中国独立开发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即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简称CIPS。

该系统允许全球银行直接在岸结算跨境人民币交易，而不用通过离岸人民币中心的清算银行。

该系统成立以来，中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量快速增长。

2019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处理业务188.43万笔，金额33.93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64%和28.28%。日均处理业务7537.15笔，金额1357.02亿元。

截止2020年6月，96个国家和地区的约980家金融机构已使用该系统。

包括日本的30家银行、俄罗斯的23家银行和来自非洲国家的31家银行，都在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项目接收人民币资金。

为了鼓励在贸易结算中使用人民币，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布局。

2018年3月，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正式上线原油期货合约。

上海原油期货推出的头一年，表现就比老牌原油期货之一的布兰特原油要好。

咨询公司JTD Energy的主管John Driscoll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如果在开始交易的第一年内，一项新交易品种相对两个旧品种实现6%的市场份额，那是相当不错了”。

不过，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居安思危”，越是发展好的时候，越要为潜在的风险做好准备。

2001年，美国货币市场意外关闭，在美国货币市场投资的外国银行陷入了流动性危机。

为此，美联储以本币互换额度向加拿大央行、英国央行和欧洲央行提供至多900亿美元的贷款，这些央行随后将向本国的银行放贷，一场全球性危机得以避免。

2013年，货币互换额度被设定为美联储与加拿大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欧洲央行和瑞士央行之间的常备便利安排。

双边本币互换通过提高两国的外汇储备，以平衡两种货币的供需，稳定汇率，防止（特别在金融危机条件下）出现外汇市场的混乱。

2019年，中国已与21个“一带一路”国家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

2021年年初，中国人民银行与加拿大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

在此之前，我国还与日本、韩国、俄罗斯、土耳其、新加坡、阿根廷等近40个国家签署了人民币互换协议。

如今，人民币互换的规模已经达到了3.47万亿元，成为全球第一大互换货币。

它带来的最直观感受就是，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频率、作为外汇储备的数量在逐步提升，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尾声

如今美元一家独大的局面，存在着巨大的隐患。

英国央行行长卡尼在杰克森霍尔全球央行年会期间明确表示，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增加了超低利率和疲弱经济增长所造成的流动性陷阱风险。（通俗语言怎么解释？）

比如，如新兴市场国家占全球经济活动的份额从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约45%，升至2018年的60%，但使用美元结算的国际贸易仍占到全球贸易总额的50%以上，是美国在全球进口占比的五倍。

如此一来，美国经济一动荡，全世界都要跟着遭殃。因此，提高其他货币，尤其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占比，显得尤为重要。

一个真正的大国，它的货币必然是全球通用、全球认可，甚至在不需要声明共识就能够成为国家之间贸易的货币。

不同于英镑霸权和美元霸权，人民币天生不带“霸权”的基因。

建国以来，中国要的是经济发展，不是霸权扩张，因此人民币的天然使命是让国际贸易环境更加平衡，对抗风险的能力更强。

人民币距离和美元、欧元分庭抗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中国政府正在稳扎稳打的朝着这个目标迈进。

问：我玩葡萄牙常常造一大堆兵（大概兵人口占190），等人家攻过来消灭了它们...

答：1V7村民至少要20+，两个工厂要点满，经济先跟上。然后多点土著，排炮加散兵。龙骑兵意义不大，没有什么必要，不建议大规模列装。点一点轻骑兵近战，散兵射程远，还有排炮狂扫，土著和骑兵冲锋基本就差不多了。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三国演义》第一回

我们看中国历史，从东周到五代十国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有两个非常相似的循环，都是先经历一个大分裂的战乱时期，各诸侯相互征战，然后进入秦汉和隋唐的大帝国时代。

这个循环一直持续到了宋，提起宋朝，我们总觉得有点可惜。

宋朝虽然经历了几百年辉煌的长朝代，但毕竟未能完成统一大业，相比于汉唐，总感觉弱了许多。

而到了后面的元明清，中华帝国似乎就跳出了那种分分合合的循环模式。

其中的主要原因，主要来自于世界的变化。

我们之前提到过，唐朝开创了一种“世界帝国模式”，那就是通过控制交通线控制世界贸易。

和大航海时代的意义一样，加速了全球化进程，让世界进入了贸易时代。

有了交易，“生产力”才有意义。

朝贡体系

宋朝时期，南方的经济和生产力都普遍高于北方游牧民族。

在农耕时代，并没有什么问题，大家自己生产自己用。

但进入了贸易时代，差距就显现出来了，北方看到南方富庶，想花钱购买南方商品，但又没有钱，同时可供贸易的商品也不多，亚当斯密的“比较优势”也发挥不了作用，那怎么办？

宋朝时期，宋与辽签订“澶渊之盟”结为兄弟之邦，宋向辽纳岁币，西夏向宋称臣，宋给西夏岁币。

辽拿到岁币有什么用呢？可以向宋朝购买商品。

可这一来二去宋朝还是亏啊，宋朝的目的是什么呢？

辽继承了唐朝丝绸之路的贸易路线，但辽本身又没有可供贸易的商品，所以辽对于宋的作用，就是保证丝绸之路的安全的顺畅，这样宋才能与中亚和欧洲进行贸易来往。

当时西夏和辽干的就相当于收“买路钱”的活，所以才会有辽五京和四季捺钵，为了方便客户交款，行政机构都可以移动。

因此北方和宋朝之间并没有发动大型的灭国战，多数时间还是以和平为主，战争主要还是投入和产出的问题。

而北方民族之间打起来就毫不留情了，大家的目的都是为了收“买路钱”，有你没我，所以打起来也多是灭国战。

南方宋与北方之间分工合作，一方生产商品，一方保证渠道，虽然有偶尔有矛盾，但利益还是一致的，所以相互都没有灭掉对方的想法。

假如宋朝灭金，使北方失去了稳定的政权，分散成大大小小的游牧部落，反而对宋朝的产品出口不利。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利益是永恒的。

单纯占领领土并非为战争的目的，关键要看可以获得什么收益。

海上丝路

到了南宋时期，随着阿拉伯天文学的传入，让航海技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从此中国可以跨越东海和南海，通过海上通路进行世界贸易。

有了新的贸易通道和市场，北方路上的贸易路线就显得可有可无，此消彼长，北方就显得越来越弱。

海洋时代即将到来，新帝国模式也随之而生。

在我们的印象中，蒙古是一个和辽、金一样的陆权国家，但在蒙古继承了宋朝海上丝路后，同时也成为了一个强大的海权国家了。

蒙古必须要对南宋发动灭国战，因为无法控制海上贸易，就无法形成陆上-海上的贸易闭环。

南宋发现，这个北方的对手和之前的完颜氏完全不一样，连谈判的空间都没有。

想要控制南洋，就必须占领云南向东南亚进发，蒙哥领西路军走四川路线，命丧钓鱼城，不过是延缓了蒙古的步伐。

在蒙元攻克南宋之后，继承了南宋的海上通路，至此，欧亚第一次在陆地和海上形成了进出口的贸易闭环。

大元也成为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帝国，并建立起银本位的货币体系。

忽必烈自信的认为，自己的家族建立了新的国家形态，因此定国号为大元，取自“大哉乾元”。

银本位

但元帝国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在我们的印象中，元帝国的灭亡是因为农民起义，但实际上，在朱元璋起义之前，蒙元政权在中原就已经基本崩溃了。

朱元璋先和陈友谅打，之后和张士诚打，基本上都没遇到过正规的蒙古军。

蒙古帝国崩溃的原因，第一是不接受汉化，没有采用中国儒家帝制的组织形式，之前讲过就不多说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贵金属本位”导致货币供应量不足，引发财政系统崩溃。

这两个问题朱元璋看到了，作为明朝的最高统治者，他设想大明王朝是传统的儒家帝制，同时替代蒙元成为世界贸易中心。

朱元璋把宋濂、刘基、章溢、叶琛四位儒家召儒决策层，就是为了建立起儒家治国的意识形态。

天下之大，秩序为重。

朱元璋在“礼”的方面不惜代价，就是希望通过“儒家”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引领帝国的运行。

不仅是国家运行，同时也指导贸易与外交。

自由市场

为了摆脱“金属本位”的货币形式，朱元璋确定了朝贡体系。

朝贡体系起源于周朝时期的五服制：

古代王畿外围，由近及远分为甸服、侯服、绥服（一曰宾服）、要服、荒服、合称五服。

（服，服事天子之意。）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

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

这并不是一种“国家观”，而是一种天下观，意思是“天下”都是天子的，但因为距离远没有办法管理，所以就先让你自治，但你有服事“天子”的义务。

所以中国儒家士大夫没有“国家”的概念，鸦片战争和外界冲突也是源于此。

到了明朝，朱元璋确立的朝贡体系，不仅是“天下”关系体制，同时也确立了一种世界贸易体系。

把宋元建立起的贸易体系，整合到儒家系统之中。

所有对外贸易由官方掌控，朝廷根据需求，调节朝贡的频率与规模。

对内禁止私人海洋贸易和商业，手工业采取“世袭制”绑定，比如铁匠的儿子还是铁匠，木匠的儿子只能还是木匠，并统一管理，为朝廷服务。

看到这是不是很眼熟啊，没错，朝贡体系看上去像是“重商主义”，但实际上是“重农主义”的计划经济。

朝贡体系的本质，就是通过国家管控，施行以货易货的贸易方式，禁止市场自由交易。

管控

经济学的规律无处不在。

在洪武十三年，爆发了明初四大案之一的胡惟庸案，胡惟庸被杀，朱元璋废除丞相，六部由皇帝直接管理。

胡惟庸案涉及1万5千人，宋濂也被发配，病死途中。

提起胡惟庸案，史书记载是因为胡惟庸贪污腐败和图谋造反。

但胡惟庸只是个文官，根本无法调动军，再说凭朱元璋的军事才能和经验，胡惟庸造反成功概率微乎其微。

你要说是为了反腐，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尤其是像朱元璋这种雄才大略的人，手下贪点其实可以理解。

从我们的角度看是反腐，但其实皇帝另有目的。

你要把胡惟庸案结合到朝贡体制上，就可以看出问题了。

朱元璋想要对帝国从上到下完美的的管控，但胡惟庸作为执行者，多次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变通，比如很多次朝贡次数都未如实登记，这种改变，逐渐形成了对制度本身的质疑。

信任往往要经历出生入死，但怀疑只需要一瞬之间。

朱元璋决不允许胡惟庸破坏自己定下的制度，更不允许对皇上产生怀疑。

这对初创帝国极为危险，朱元璋认为这种怀疑已形成势力，为了铲除这些怀疑势力，不惜处决1万多人。

朱元璋在废除宰相之后，加强了中央集权，尤其是对基层的管控，在他看来，胡惟庸对自己定下制度的破坏并非是个案，而是整个帝国失控的表现，所以管控一定要从基层开始，厂卫特务机构也随之而生。

在朱元璋亲自推动下，施行“里甲制”，10户为一甲，110户为一里，层层管控，税收、徭役也通过该系统实施。

可以看出，朱元璋此时已改变了国策，彻底抛弃了宋元遗产，退回到了传统的农耕社会。

只为了让帝国稳定，为了让自己年少的孙子顺利继位。

继承

永乐帝的继位并非是合法的。

在方孝孺大书“燕贼篡位”后，史无前例的被灭了十族，可见朱棣对其合法性的焦虑。

我们很难理解朱棣当时心里的阴影面积，可以说朱棣的一生都在为“大义的名分”而努力奋斗。

朱元璋扶持建文帝朱允炆上位，是因为从儒家的标准来看，朱允炆是个好皇帝，温良恭俭让。

但永乐帝认为，只有父亲理想实现者，才是真正的继承人。

所以永乐帝准备重新构建朝贡体系。

继承宋元路上与海上两条丝绸之路，形成贸易闭环。

路上通过对蒙古残余势力的征伐，使其臣服，海上有郑和下西洋，以垄断的方式，将丝绸、瓷器输入南洋，再将无法自主生产的奢侈品、香料输回国内。

同样是大航海，郑和下西洋早于葡萄牙几百年，为何大航海时代，明朝却退出了主流？

答案很简单，是因为一个是计划经济，另一个是市场经济。

贸易之中，商路通顺和贸易规模只是一方面，放开市场自由贸易，民间自有生长的的力量。

而官方经营的结果我们都看到了，从古至今都是一样。

举全国之力，初期可能会取得不凡的成就，但未必能够持久。

明朝初期的势力范围史无前例的深入到了马六甲海峡，连蒙元都无法做到。

贸易一开可以获得暴利，但过度进口导致产品滞销，没有经济危机的修正，最终成本都无法收回。

转折

朝贡体制从经济学理论上看，必定是失败的。

永乐前期，使臣朝贡的同时，也会得到大量赏赐，而且可以无偿吃喝玩乐，逐渐就成为了惯例。

但朝贡与赏赐之间的价值，并非是以市场经济中的“利润”作为导向。

利润是衡量资源稀缺的尺度，频繁的朝贡就会导致原本的资源变得不再稀缺，导致滞涨，那此时仍“薄来厚往”，“抚赏甚厚”，帝国财政如何维持？

因此只能修改朝贡制度，限制各国朝贡的频率。

亏本的买卖不能做，这个道理谁都知道，但放在国家层面的“朝贡体系”中，就关乎于外交和信用问题了。

正统13年，瓦剌派3000余人来到大明朝贡，但此次“赏不如例”，瓦剌认为这是藐视且不讲信用的行为，因此诱发了土木堡之变。

永乐年间对北方拥有绝对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但到了正统年间，国家军事实力无法维持对北方的威慑力，于是瓦剌就开始不满足这种朝贡关系了。

辽金蒙上下几百年，草原民族一直认为自己才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南方汉人只不过是生产供应商，他们才是贸易的控制者。

世界帝国模式是由蒙元开创的，所以草原民族认为自己更具有继承的合法性。

当你强大的时候，他就低个头，但当你衰落了，他们就开始准备打通欧亚，重新成为世界贸易的掌控者了。

你看，俄罗斯国徽上的双头鹰，代表的就是一头向欧洲，一头向亚洲。

土木堡之变，并非单纯是军事上的失败，而是代表着朝贡体系的彻底终结，但朝贡体系作为政治礼仪，却一直延续到了清朝。

货币

朝贡体系的崩溃，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外界的原因。

在明朝初期，为了吸引商人把物资送到前线，设计了开中制。

商人把军需物资送到前线，换取盐引，再到盐场兑换，但其中就会出现价值不匹配的情况，为了调剂，就出现了银子，商人们将银作为货币，此时自由的市场又出现了。

但在明初期，禁止百姓白银交易，私下银、铜交易属于“走私”。

到了嘉靖年间，开始放开市场交易，商人们的自由度也越来越大，白银适用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到了万历，张居正施行“一条鞭法”，白银作为朝贡体制的补充，成为了官方货币。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属于资本主义了。

放开了自由，并未出现朱元璋担心的失去管控，反而财政充裕，万历多年不上朝，居然能完成万历三大征。

但我们也提到过，白银作为货币，最大的死穴在于政府无法控制白银产出。

晚明时期，墨西哥银矿的发现，白银被大量开采。

铸币权落到他人手里，和晚明财政崩溃也有很重要的关系。

明朝后期出现了“小冰河期”，貂皮需求量开始变大，建奴女真以貂皮朝贡，完成了原始积累，此消彼长，满清由此在东北苦寒之地崛起。

朝贡贸易体制反而把对手养肥了，回头灭掉了自己。

国运

蒙古帝国把世界带入到了世界时代，全球化进程开始。

全球也因此分成三个区域：

贸易节点产品供货商其他地区

所谓的国运，就是前两个地区跟随世界趋势一同发展，而第三区国家，就只能出局。

之后的几百年，都是这种趋势。

工业革命之后，产品供货商，纳入各个资源产出地，纷纷崛起。

石油和矿产成为贸易主流，原本北方草原和中亚，也失去了作为贸易节点的作用。

到了后工业时代，新兴科技和服务业兴起，资源时代进入尾声，平衡就会再次被打破。

原本的第二区，将会沦落为第三区，同时意味着接下来的全球化进程，很多参与者将会出局。

讲到这，你能看懂川普上台后，提出了很多反全球化的政策吗？

拿出地图，看看哪些国家将会沦为第三区。

【文/ 强世功】

当前政治思想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主流话语中关于主权国家理论的“表达”与普遍的帝国政治“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迫使我们反思“民族国家”的概念体系，从而提出用“帝国”这个概念来重新理解人类历史与现实政治生活。

不同于传统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帝国”概念，本文所说的“帝国”乃是一种描述性的社会科学概念，用来描述一种普遍存在于历史中的超大型政治实体，它既是一种包含内在复杂多样性的稳定秩序，也是一种追求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哲学思想和政治努力，即不断将自身形态普遍化到更广阔的时空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帝国”包含了人类处理普遍主义与特殊多样性的历史技艺，也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动力。正是建构帝国的努力和帝国之间的竞争推动了人类从散居各地的地方性文明迈向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文明。人类历史既是一部帝国争霸史，也是一部帝国形态的演变史。

当前，人类历史正处在“世界帝国”（the Empire of the World）发展和演变的重要历史时刻。唯有从帝国的视角出发，理解帝国在历史演变中形成的不同形态，我们才能超越主权国家这一意识形态，理解今天中国在世界帝国的历史演进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

主权“话语”与帝国“实践”的悖论

主权理论是现代政治理论的核心。在西方政治思想谱系中，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从科学革命到启蒙运动，西方现代思想史的每一次思想运动都在推动现代主权国家理论的形成和完善，而围绕主权国家建构形成的社会科学体系至今仍支配着我们的学科知识分类。

中国知识界自晚清以来也经历了一次全面而彻底的思想转变，开始以近现代西方政治思想来建构和想象世界的政治秩序。这个世界秩序的理想图景就是所有“文明国家”都作为主权国家平等地参与到国际秩序的建构中，即所谓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从一战时期的“国联”到二战时期的“联合国”往往被看作是这种国际体系的典范。

正是在“主权国家所构建的国际体系”这一观念框架中，我们思考政治秩序不免会习惯性地以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国内”与“外国”这两个概念作为全部问题的出发点，并由此形成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政治思潮。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

然而，从实事求是的角度看，这种存在于概念中、书本上的国际秩序乃是现实生活真实的国际秩序吗？国际秩序是由平等主权国家建构起来的吗？如果我们回到真实的国际政治实践中，法律意义上的近200个主权国家，在实践中有几个真正拥有完整的主权呢？有多少国家的主权发挥着“帝国”式的强大影响力，又有多少国家不过是这些帝国的“藩属国”甚至“帝国边疆”或“行省”呢？

在法律规范以及不少人的观念中，全球秩序是以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法来维持的，然而在现实政治中，全球秩序却始终是按照帝国的逻辑运行的。有些国家（如德国、日本）甚至在法律意义上都未被塑造为主权完整的国家，其宪法确立的不是国家主权至上，而是国际和平和国际法原则至上。这种法律规范上的“半主权国家”的根源，在于德国和日本是帝国争霸战争中的战败国。

而有些国家虽然在法律规范上拥有完整、独立的主权，但其现实中的主权已经被组织到更大的帝国体系中，而这些超国家主权的帝国体系甚至是通过国际法来建构的，比如“英联邦”、“北约”、“欧盟”。

有些国家虽然也是主权国家，但却可以将其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或者将其国内法延伸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甚至变为国际法，比如美国的海外反腐、“长臂管辖”以及经济制裁等，更不用说其公然宣扬并操纵的“颜色革命”。

事实上，我们在国际关系领域中讨论诸如“霸权主义”、“第三世界”、“南北问题”、“世界多极化”、“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概念时，都是围绕帝国问题展开的。

“北约”可以视为一个超国家主权的帝国体系

从这个角度看，人类历史无疑是一部帝国争霸史，是一部帝国之间不断竞争、推动帝国形态从区域性帝国逐渐转向全球性帝国，然后再由全球帝国之间的争霸进而推动建构“单一世界帝国”（the single empire of the world）的历史。今天的全球化既是帝国竞争的产物，又是帝国的一种特殊形态。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帝国始终是人类政治活动的常规主体，而主权国家只是近代以来的新生事物。

而且，主权国家的政治活动往往是以帝国秩序为担保的，可以说主权国家秩序乃是一种特殊的帝国形态；离开了对帝国竞争与建构新型帝国秩序的思考，我们甚至连主权国家这个概念都无法理解。因此，我们必须从帝国的视角来重新梳理历史，从帝国秩序建构的角度来重新思考主权国家的建构。

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区域性文明帝国的形成

帝国首先是一种涵盖普天之下的普遍主义思想观念，其次也是一种追求天下大同的政治实践。这种观念与实践之间向来包含着巨大的内在张力：帝国观念是普遍主义的，但帝国实践往往局限在特定时空。正是这种张力推动着帝国的兴衰更迭。

人类文明的源头散布在地球上各个适合于早期人类生存的地理环境中。高寒地带不适合人类生存，而热带太容易生存也就丧失了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力，恰恰是温带地区迫使人类只有通过不断劳动和发明创造才能维持生存。因此，人类文明普遍发轫于地球上广阔的温带地区。这些文明不断发展，以至于越出自然地理边界，就形成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学习、挑战和应战、发展和灭亡。

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就是这样不断从小的地方性共同体向更大的共同体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一个不同文明之间不断学习、融合的过程中，也是文明之间冲突征战、挑战与应战中不断合并的过程。

在文明的历史演化中，如果我们可以将“同质性的国家”与“多元一体的帝国”看成是政治秩序的两种理想类型，那么人类历史就是“国家”与“帝国”之间不断辩证运动的过程，即同质性的国家之间通过军事征服结合为多元一体的帝国，而帝国经过漫长的同化整合过程又将多元的帝国秩序压缩为一种同质性的国家秩序，然后再迈向新的帝国征途。因此，国家与帝国的区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始终是相对的、动态的和连续的。在这个意义上，帝国不仅作为一个名词来描述现实中的多元状态，又始终作为一个动词来描述“合众为一”、构筑“一体”的动态过程。

从“帝国”角度看，人类文明史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地球上各个文明不断在国家与帝国这两种政治形态的辩证运动中演进，并最终整合而形成具有稳定地理边疆的区域性帝国的过程。正是这种地理上广阔、相对完整和稳定的帝国滋生出一种普遍主义的帝国意识。

所谓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正是以这种帝国意识为标志：帝国不再是简单的军事征服和政治建构，而成为一种普遍主义的文明秩序。我们可以把这种具有相对稳定的地理空间与相对连续的文明特质的帝国形态称之为“区域性文明帝国”。

以中国为例，早期文明在中华大地上呈现出“满天星斗”的状态，经过不断整合形成了早期局部性部落或部落联盟，或可称之为局部帝国。这些不稳定的局部帝国在不断竞争中最终形成后来夏商周这些以中原和九州为稳定地理空间的区域性帝国，而夏商周的帝国建构只有经过孔子的思想对其进行普遍主义的哲学表达后，才形成持续稳定的政教文明体系。以至于后来秦汉、隋唐和明清的每一次帝国重建，都是在已有基础上进行的文明更新。

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敏锐地意识到区域性文明帝国的地理与文明基础。他从全球地理空间角度把整个欧亚大陆分成了以草原游牧为特征的枢纽心脏地区和以河流、平原和农业为特征的边缘地区。枢纽心脏地带以落后的游牧生活方式为主要的文明形态，边缘地区则被地理环境分割为四个相对高级的、以农业和商业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文明区域：儒教中华文明区域、印度教南亚文明区域、伊斯兰教阿拉伯文明区域与基督教欧洲文明区域。

我们可以将欧亚大陆的这五个区域看作是五个相对稳定的区域性文明帝国。这些帝国是依靠地理环境的自然要素和哲学/神学之类的精神要素整合在一起的。在漫长的历史中，虽然具体的帝国王朝不断兴衰更替，但五个区域性文明帝国的格局基本上保持稳定不变。直至几千年之后的今天，这五大区域性文明帝国依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空间地理和文明形态，这足以看出区域性文明帝国固有的韧性。

全球性殖民帝国的兴起：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的全球竞争

在帝国历史的第一个阶段，五个区域性帝国全部集中在欧亚大陆，而且全部是大陆帝国文明。在这五个区域性帝国格局中，欧亚大陆边缘的四个帝国拥有巨大的文明优势，而地处高寒地带的草原帝国则处于文明程度较低的游牧阶段。然而，草原帝国拥有地缘战略优势，对边缘地带的四大文明帝国始终构成威胁，尤其是西方基督教帝国一直受到东方伊斯兰帝国和草原帝国的双重挤压。而伊斯兰帝国之所以能对基督教帝国构成威胁，不仅是因为其宗教和军事的优势能力，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垄断了与东方印度帝国和中华帝国的海洋贸易，从而拥有巨大的资源和财富。

正是在这一帝国竞争的背景下，基督教帝国才不得不冒险进入大西洋，试图寻找与东方中华帝国进行商业贸易的海洋通道。哥伦布航海寻找的就是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以替代陆地上被草原帝国所破坏的“丝绸之路”，从而打破伊斯兰帝国对东方贸易的垄断。

基督教帝国被迫冒险走向海洋，翻开了人类帝国历史的新一页。

一方面，基督教帝国“发现”并征服了美洲、南部非洲乃至大洋洲等以前未知的领土和文明，攫取了前所未有的资源。

另一方面，地理大发现导致了“全球性殖民帝国”这种新型帝国形态的出现，即统一的基督教帝国开始分裂为新兴的以主权国家为母体的新型殖民帝国，而这些殖民帝国之间的竞争推动了基督教文明率先实现了现代文明的转型，从而使得西方的殖民帝国拥有了对东方传统文明帝国的压倒性优势。

此后，世界历史进入到西方帝国支配全球的历史阶段。地理大发现推动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学习东方文明，不仅吸收东方文明在天文、数学、地理、航海、造船等领域的先进成果，也受到中华文明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影响。而全球不同民族、文明的出现，本身也在摧毁基督教圣经对普遍历史的描述。这一切表现为西方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兴起，与传统基督教帝国的瓦解。

基督教帝国被迫冒险走向海洋，翻开了人类帝国历史的新一页

地理大发现推动了基督教帝国内部的竞争，各个王国或民族纷纷开展海外争夺。这种内部的竞争也推动了西方文明整体的理性化进程，各个王国纷纷脱离基督教帝国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由此形成现代西方政治理论所阐述的以公民个体权利为主体，通过社会契约来建构同质性的主权/民族国家这样的新型政治实体，也形成了协调各个主权/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

由此，在政治理论中出现了主权国家与帝国这两种政治类型的比较，那些古老的区域帝国（如中华帝国、印度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等）被看作是一种代表着过去的传统政治形态，而新兴的欧洲主权国家才是一种代表着未来的现代政治形态。

然而，新兴的欧洲主权国家在进行海外殖民、建立殖民帝国的过程中，又建构出新型的帝国体制。不同于传统区域性文明帝国将征服的领土作为帝国内部的一部分进行治理，殖民帝国形成了主权国家与殖民地内外划分和身份隔离的新型殖民帝国模式，殖民地作为帝国的一部分仅仅是主权国家获取资源、榨取利润的基地。帝国中心的民族国家部分采取共和政体，而帝国边缘的殖民地则采取赤裸裸的专制政体，二者一起构成了殖民帝国的一体两面。

因此，欧洲帝国之间的竞争不仅在于欧洲领土的争夺，更重要的是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与重新分配。从威斯特法利亚条约到乌特勒支条约，现代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法体系实际上是现代殖民帝国之间相互争夺并形成临时平衡的产物，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殖民地的争夺与重新分配。

如果我们追问，欧洲帝国何以主宰世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作为这些帝国文明内核的现代民族国家体制。恰恰是欧洲各民族抛弃了传统基督教文明帝国的形态、抛弃了宗教和道德这些传统文明要素对人的束缚，着眼于人的自由解放而建构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体制，赋予了这些国家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强大的经济、政治、文化力量，从而不断在全球开拓殖民地，建立起新的帝国形态。

可以说，西方民族国家是在摆脱旧帝国的同时建立了新帝国，这个新帝国不仅包括殖民地，也包括国际法体系，是一套殖民地法、国家法和国际法整合在一起的全新帝国形态，是拥有国家与帝国两副面孔的复合体。

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中的主权国家体系的建构始终是以全球殖民帝国体系的构建为前提的。一个国家只有在殖民帝国的争夺中获得权势，才有资格进入这个主权国家体系中。正是由于欧洲列强可以在新发现的“自由土地”上随心所欲地展开殖民帝国的争夺，才维持了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脆弱平衡。而19世纪晚期，随着地理大发现的结束，欧洲殖民帝国在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爆发了世界大战，最终摧毁了殖民帝国体系，也瓦解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

如果我们比较传统的区域性文明帝国与近代的全球性殖民帝国，就会发现二者在帝国形态上的巨大差异：

其一，区域性文明帝国虽然有潮汐般的兴衰、扩张和收缩，但基本上保持在相对稳定的地理区域之内；然而新兴殖民帝国的触角则越出欧洲的地理空间，伸向全球各个大陆，其势力在美洲、非洲和大洋洲乃至古老的亚洲均未能遇到与其力量相匹敌的阻力，以至于在地理空间上扩张为全球性帝国。

其二，区域性文明帝国在帝国征服中往往追求文明扩展、追求区域内的“大同”与“和平”；相比之下，全球性殖民帝国从一开始就以商业贸易作为其主要动力，因此其新征服的地区不是需要治理的领土，而是向宗主国提供原材料、奴隶与商品输出市场的殖民地。由此，殖民地和奴隶制构成了全球性殖民帝国的两种基本特征。事实上，基督教帝国之所以顺利演变为殖民帝国，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早在希腊罗马帝国时期就因为商业贸易而形成的漫长奴隶制传统。

其三，区域性文明帝国建构形成一个帝国内部相对同质的治理体系，只在局部边疆地区临时采取不同的治理模式；而全球性殖民帝国从一开始就将殖民地作为经济榨取的来源，由此形成了内部主权国家与边缘殖民地之间内外严格区分的现代帝国体系。欧洲的主权国家与殖民帝国在宪制层面，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实体。

其四，区域性文明帝国的文明特征促进了区域内种族之间的融合，并形成文明之下的种族平等，这种文明帝国尽管有种族问题，但种族并不成为帝国建构的障碍；然而全球性殖民帝国虽然也在文明与野蛮的话语下进行扩张，但由于殖民帝国始终进行内部民族国家与外部殖民地的严格区分以及公民身份的隔离，以至于殖民帝国的文明标准始终包含着种族主义的要素。因而，殖民帝国非但不能促进种族的融合，反而催生出前所未有的种族仇恨与屠杀。殖民帝国催生的种族主义遗产至今难以消化。

欧洲殖民帝国的兴起无疑是人类帝国历史的第二次大转型，而这个过程始终与航海发现联系在一起，即率先走向海洋世界的国家也率先开始海外殖民、建立殖民帝国。因此，欧洲殖民帝国的兴衰历史就展现为迈向海洋、控制海洋、建立殖民地以及殖民地争夺的历史。

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展开了海洋探险并在海外建立起殖民帝国，这些国家依靠基督教帝国的正统性，率先获得在新发现的领土中建构全球殖民帝国的正当性。随后兴起的荷兰、英国和法国在争夺殖民地过程中，就遇到了来自基督教帝国的正当性挑战。事实上，荷兰、英国和法国等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实际上就是针对西班牙、葡萄牙及其背后的中世纪基督教文明帝国。

由此，基督教帝国分裂为传统的天主教集团和新兴的新教集团，而荷兰、英国这些新教帝国在竞争中逐渐取得了对西班牙、葡萄牙这样的天主教帝国的胜利。

由于陆地与海洋不同的地理条件，欧洲国家在迈向殖民帝国的争霸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海洋帝国与大陆帝国两种不同的国家治理与殖民治理模式。荷兰、英国这些新教帝国发展为以全球贸易为核心的海洋帝国，其内部采取共和政体，在殖民地治理中致力于实行在主权控制下开展自由商业贸易；而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乃至后来的法兰西、德意志和俄罗斯则大体上继承了罗马帝国-基督教帝国的大陆帝国治理形式，即内部治理采取君主制，在殖民地治理中以专制形式进行掠夺。

由此可以看出，欧洲近代思想中关于共和与君主、商业与领土、自由与专制的思想意识形态对立，实际上都起源于海洋帝国和大陆帝国模式的对立。这种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面对不同问题形成的不同治理模式，深刻地影响冷战乃至后冷战以来的世界格局。

全球性殖民帝国的兴起加剧了帝国之间的竞争，而激烈的帝国竞争也急速地推动着现代科技、知识和观念的变革，从而导致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场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帝国竞争一方面是欧洲内部诸殖民帝国之间的竞争，但另一方面随着欧洲现代文明在全球的传播，其他传统帝国也被激发起来学习西方，并通过自身的改革参与到这场竞争中。德意志帝国和沙皇帝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转向殖民帝国，从而加入到全球帝国竞争中。类似地，地处中华帝国体系海洋边缘的日本率先“脱亚入欧”，转向海洋世界，将自己建构为殖民帝国并加入到全球殖民帝国的竞争中。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所有的全球性殖民帝国对建构最终称霸全球的“单一世界帝国”的血腥争夺。

“世界帝国”第一版：从英国到美国

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随着愈演愈烈的帝国竞争，帝国的形态也发生着转变。

一方面，在诸多全球性帝国的竞争中，出现了一个殖民地遍布全球、能够主导世界商业贸易、并能调控和维持欧洲诸多殖民帝国平衡的“世界帝国”，即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建构起来的“日不落帝国”。

另一方面，这种世界帝国的帝国治理模式也在不断升级和转变，即不再单纯依赖对殖民地的掠夺，而是着眼于在科技和金融主导下对其经济命脉的控制。然而，恰恰是这种新的帝国治理模式推动了帝国在殖民地治理中赋予后者越来越大的自主权，殖民地甚至出现与宗主国合并的倾向。英联邦体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这种新型帝国治理模式的出现，引发了殖民帝国内部关于“旧帝国”与“新帝国”、“殖民帝国”与“自由帝国”、“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辩论。正是霍布森和列宁在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批判中，传统的殖民帝国被贴上了“殖民主义”的标签，而“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则专门被用于指称大英帝国所建构的这种新型帝国，即没有殖民地的殖民主义。

这种新型帝国的出现意味着帝国的扩张不再依赖领土的占领，而是依赖科技霸权、金融控制和国际法的维持——尤其是国际法不再是殖民帝国时代的国际公法，而是渗透到各个国家的商业、贸易、金融等私法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只要控制了全球的科技、货币和贸易，一个主权国家也能建构起“世界帝国”。这恰恰是英美主导的世界帝国模式。

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建构了全球帝国的第一版

两次世界大战将世界帝国的建构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之所以称之为“世界大战”，不仅是因为全世界所有力量都被卷入其中，而且意味着诸多全球性殖民帝国都在围绕“世界帝国”的建构展开争夺，而二战后形成的两大阵营的冷战实际上是两种“世界帝国”模式之间的竞争：

一种是美国继承了大英帝国晚期发展起来的“帝国主义”的新帝国模式，只不过用美元取代了英镑，而日本、西欧对于美国而言就类似于大英帝国的“自治领地”；

另一种就是苏联依赖共同的共产主义信仰以及共产党组织在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形成的稳定的政治联盟。

这两种世界帝国建构模式在意识形态上分别被贴上“自由主义/帝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标签，在价值形态上形成“自由”与“平等”的区别，而在帝国传统中，它们依然是海洋帝国与大陆帝国的区别，两种帝国的支配性力量分别是商业贸易与共同体道德。

由于我们对“帝国”这个概念的理解要么局限在古典的区域性文明帝国的想象中，要么局限在对现代全球性殖民帝国的批判中，以至于当新型的“世界帝国”出现后，反而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特殊的帝国形态。

苏联帝国往往被批判为一个渴望领土和霸权的传统帝国，而没有看到这种帝国与传统帝国的不同地方在于其共产主义理想包含着强烈的革命与解放的信念，从而建构单一世界帝国的努力。

而英美缔造的世界帝国由于依赖货币、商业体系和国际条约体系，人们往往忽略其中新型帝国的建构意味，很容易将其理解为旧的殖民帝国在经历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形成主权国家之后，平等地加入到国际体系中。

我们只看到联合国这种名义上代表主权国家之间平等的国际体系，而忽视了联合国本身乃是世界帝国建构的结果，而且是世界帝国建构进程中的一个斗争场域。冷战结束后，美国抛开联合国乃至国际条约的单边主义，恰恰表明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建构已经完成；今天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处在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中。美国基于国内法而采取的经济制裁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效力，正是由于这个世界被组织进了唯一的“世界帝国”秩序中。

联合国本身就是世界帝国建构的结果，也是世界帝国建构进程中的一个斗争场域

因此，“冷战”的结束之所以被看作是“历史的终结”，与其从意识形态上来理解，不如从“世界帝国”的角度来理解更为准确。美国在冷战后主导的“全球化”，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是在推动美国的“帝国化”、建构单一的世界帝国。这在西方语境中往往被称为“新罗马帝国”。

从此，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离开全球贸易以及由此形成的自由、法治和民主的体制。每个国家无论是否愿意，都必然要卷入到世界帝国的建构进程中。国人常说的所谓“历史三峡”，其实质也是走向“历史终结”与“世界帝国”的过程。可以说，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全球化就是“单一世界帝国”的第一版，即从大英帝国到美利坚帝国所塑造的世界帝国模式。从此以后，世界各国都必须在自由、法治和民主的世界帝国秩序中追求各自的发展模式。

目前，美国在维持世界帝国上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尤其是来自俄罗斯的抵抗和中国的竞争。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竞争是在世界帝国体系内展开的竞争，是“世界帝国”形成之后争夺帝国经济和政治主导权的斗争，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争夺世界帝国首都中心的斗争。这种斗争可能导致世界帝国体系的崩溃或解体，可能导致世界帝国首都权力的转移，甚至导致世界帝国体系的重构，但它绝不可能退回到历史上各自为政的区域性文明帝国时代。

尽管亨庭顿将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格局理解为“文明的冲突”，且这种文明冲突与历史上的区域性文明帝国在地理分布上有所重合，但我们绝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所谓“文明的冲突”不过是世界帝国内部的反叛，它必然是在今天“世界帝国”的体系中展开的，也必然要在技术、商业贸易和自由、法治之类“历史终结”的普遍主义哲学叙述中展开。因此，未来的世界只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并加以重构，而无法彻底将此加以颠覆，除非整个世界退回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所建构的世界帝国。

结语

20世纪以来，步入世界帝国已是人类的必然命运。无论对其怀着“永久和平”或共产主义的期望，还是对技术、经济和政治霸权的批判和担忧，我们都无法逃避世界帝国时代的到来。如果说世界帝国的形成源于区域性文明帝国之间的竞争，那么今天的世界帝国第一版就是西方基督教文明所塑造的世界帝国模式。

它有着无法解决的三大困境：经济自由化带来的日益加深的不平等，政治自由化带来的国家失败、政治衰败与治理失效，以及文化自由化带来的堕落、虚无。面对这些困境，连美国自己也在全球战略上有所退缩，这意味着世界帝国的第一版正面临巨大危机，帝国内部的反叛、抗议或革命都在瓦解着这一体系。

世界帝国的形成彻底改变了以往流行的基于国内政治所形成的左派与右派的政治意识形态划分，这在美国和欧洲的竞争性选举中能够清楚地看出。原来主张自由市场的右派在转向民粹派，而左派却变成了维护全球既得利益的建制派。这种意识形态倒错恰恰反映了世界帝国在今天的危机，没有一种政治主张能够解决其面临的三大困境。可以说，我们今天正处在世界帝国第一版面临失效并趋于崩溃，而第二版的构思还尚未到来的混乱、冲突和巨变中的时代。

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帝国形态的转换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人类历史几千年才推动帝国形态发生三次巨大转变，而且每次转变必然伴随着巨大的冲突和混乱。但是，我们不可否认这个历史性转折时代也为各个文明带来了建构世界帝国第二版的机会。哪种文明能够真正解决世界帝国第一版所面临的三大困境，就能为世界帝国的第二版绘制新的蓝图。

中国作为一个无法独善其身的世界性大国，必须在这一背景下思考自己的未来，其重要任务不仅在于复兴传统文明，更要耐心地消化整个人类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建构世界帝国的技艺和成就。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将中华文明的重构与世界秩序的重构作为一个相互促进的整体来思考。